市督导组检查指导我县水利工作

[29]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Jahresstatistik 2017, S. 1, 7, 9, 19, 21. [30] Schlaich/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0. Aufl. 2015, Rn. 238. [31] BVerfGE 81, 70 (82 f.). [32] BVerfGE 115, 118. [33] BVerfGE 7, 198. [34] Vgl. Schlaich/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0. Aufl. 2015, Rn. 286 ff. [35] 林彦：《通过立法发展宪法——兼论宪法发展程序间的制度竞争》，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2期，第44-45页。

但问题是，到底扩大了哪些非具体行政行为成为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从新《行政诉讼法》13条来看，并非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可以受理。[100]在实务中，法院的看法则较为两极。

55，285. [94]Vgl. Rupert Schreiber, Die Geltung von Rechtsnormen, Berlin, Heidelberg,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66, S.51-52. [95]参见注[87]，S.1527. [96]Vgl. Josef Widmann, Abgrenzung zwischen Verwaltungsakt und eingreifendem Realakt, München: Dissertation, 1996, S.38-39. [97]参见注[23]，第42页。[9] 行政主体作出该种行为的目的并非在于设立、变更或者消灭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并非对其权利义务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处置。比如在秦广全诉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二审判决书中，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颍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依据阜州城管强拆字(2014)第008号强制拆除决定对秦广全、王素荣房屋实施强制拆除，该拆除行为是对强制拆除决定的实施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催告的目的是让法定代理人对契约进行追认，法律效果是开始起算一个月的追认期。准法律行为与行政处理的区别在于是否直接产生法律效果，[118]这一认识虽然不错，但没能说明为什么准法律行为不能直接产生法律效果。

Steffen Detterbeck,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mit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15. Aufl., München: C. H. Beck, 2017, S.323. [85]参见注[77]，S.833. [86]a.a. O.，S.834. [87]Vgl. Georg Hermes, Schlichtes Verwaltungshandeln, In: Wolfgang Hoffmnn-Riem/Eberhard Schmidt-A?mann/Andreas Vo?kuhle (Hrsg.), 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 Band II, 2. Aufl., München: C. H. Beck, 2012, S.1528. [88]参见注[66]，S.30. [89]同注[81]，S.233. [90]参见程明修：《行政法之行为与法律关系理论》，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12页。[88]因此有学者将行政事实行为定义为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而是仅直接产生事实效果。倘若新政之下的信访制度诱人于罪，我们如何期待这一改革的成功？ 2015年4月23日，根据安图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安行非执字第44号行政裁定书，长白山池北区管委会强制拆除了被告人程某某父亲程洪均的房屋。

为发泄情绪，邓某某又于2013年9月29日晚用长623厘米、宽75厘米的白布加黑字制作了一条内容为河北承德市滦平县政法委书记多次乱用职权多次拘留上访人员的横幅，并在买的白背心上写上冤等字。地方政府如果无法成功劝返或有效截访，上访者在信访部门、综合治理部门登记后，便会留下记录，影响属地排名。在中国社会，以自己身体的受损乃至灭失作为对抗政府的惨烈方式，有其悠久的历史。2013年2月，国家信访局叫停非正常上访排名制度。

冲突化解暴露出了局限，在政治参与上既不能回应民众的诉求，在客观上又成为了民众政治动员的渠道。信访，尤其是涉诉信访的压力仍然普遍存在。

[11] 信访终结制度[12]推出以后，如果上访件在公文上被终结了，当事人继续上访该怎么办，也就是如何解决信访形式上终结，但实质上无法终结的问题。在2013年之前，政府更多的是运用训诫、行政拘留、劳动教养等方式规训桀骜的上访者，基本不会动用刑罚的手段。15 赵百川:《信访联席会议是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一种有效形式》, 《西安市人民政府公报》2005年第5期。【[2014]民刑初字第192号】【2015商少刑终字第98号】 一份来自吉林安图的判决则显示出寻衅滋事对于信访的嵌入作用，上访者不仅会因为他们的行为而入罪，还会因为他们上访中的过激言论而入罪。

[16]在裴国动案中，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7月1日出具了[2011]冀检信访终决字37号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决定书，决定对被告人信访事项予以终结。云[6件]、川[1]、藏[1件]。刑法第293条规定了以如下行为破坏社会秩序的，构成寻衅滋事罪：[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有两位上访者被判定有罪，但免于刑事处罚。

[9]然后以寻衅滋事+信访+省份检索，补入前一检索遗漏的目标案件。其中黑[17件]、吉[40件]、辽[61件]。

(2015) 通中刑终字第97号。第一个受理信访案件的单位或部门向信访人出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

其中发达省份浙江在信访入罪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积极。[13]有学者就曾坦率地指出，信访终结只有账面上的意义，它应对的是信访的指标考核体系。而社会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表演性的抗争。对涉诉信访的产生、现状和应对，学术界多有着墨，但是对于如何通过司法的手段回应信访、上访者如何被建构成法律秩序的挑战者、国家如何通过司法的手段治理上访，则是以往研究忽略的领域。[10]这并不是全国个别地方的个别做法，而是全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一做法，步调一致，罪名一致，治理方式一致，因此可以说扰序上访入刑是新时期信访治理的新特点。一、信访的终结机制：终结机制不终结 2005年中央政法委出台《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试图解决司法系统饱受缠访之累的问题。

非访的意涵也从非正常上访转变成非法上访。倘其自杀未果，常常被认定为寻衅滋事。

信访不仅是访民信息分享的机制，它也成为了访民政治动员的渠道。其中，贵、渝、津、青、宁、琼迄今没有一起此类案例。

在该书中作者详细追溯了告御状, 即叩阍的历史, 讨论了清朝京控制度的形成、审理和运作, 并揭示了京控盛行的社会原因。2013年8月6日，区政府就该信访事项召开协调会议，告知被告人谭某某、周某某其信访事项已终结，政府不再受理。

【[2014]绵刑终字第38号】 和袁某以自杀要挟政府不同，陈某英等八人联合进京上访，在《中国青年报》门口集体服食了大量的安眠药，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14 刘正强:《信访的容量分析——理解中国信访治理及其限度的一种思路》, 《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 第132页。进入专题： 社会治理 信访终结 。2015年1月13日14时许，八名被告人分批乘车先后来到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胡同2号的《中国青年报》报社，除被告人黄某云外，其余七人相继服下事先准备的安眠药片[佐匹克隆]后，倒在了《中国青年报》报社大门右侧中国青年报标牌前的道路上，其中李某冬还将鸣冤的横幅盖在自己身上，黄某云持手机照相，引发行人围观，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亦影响了《中国青年报》的正常工作秩序。

但被告人谭某某、周某某不听劝阻，从2013年8月至2014年11月，继续多次到区政府、区信访局、苏仙街道办事处和北京天安门、联合国开发署、中南海周边地区等地，采取绝食、静坐、堵门等方式进行非法闹访、缠访。[5] 2005年《信访条例》修订以后，国家信访局每月会对各省、市、自治区非正常上访人次数进行排名，各省市信访部门也开始对省行政辖区内的单位进行排名，排名层级一直涵盖至乡镇政府。

立案登记制更是从源头减少信访的一个重要举措，使得纠纷在解决机制的入口处实现分流，更多地用司法的机制吸纳和解决纠纷。其后，李某某采取过激行为多次到周口市川汇区人和办事处、川汇区信访局、川汇区委、周口市委等单位上访，多次到北京非访。

为确保邓某某的安全、避免现场参观人员秩序混乱，科博会安保指挥部派出消防、治安、交警、国保等各种警种警力疏导群众，维护现场秩序。川汇区政府为李某某房屋被拆迁给其25万元的救助金，在收到救助金后李某某继续到北京上访，且受到北京市公安机关的训诫后，仍继续非访。

以信访+寻衅滋事为主题词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刑事判决，得到检索结果242件，排除掉重复的案件和并非因信访而被定罪的案件，获得了154件有效的因上访而被判处寻衅滋事罪的案件。这里敏感时期包括全国两会期间、重大国际会议期间、全国党代会期间、五一、十一等节日。【[2015]川刑初字第00076号】 三、寻衅滋事的反思：信访落入口袋罪 无理访入罪带来的忧虑首先是寻衅滋事罪使用的随意性。另一方面，司法领域也推出了以员额制、审判中心制、人财物省统管等为内容的司法改革，其目的是树立司法权威，从根本上解决信访不信法的悖论。

尽管两高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解释第五条对293条第四款进行了明确，指出在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但这一解释依然相对简略粗疏，缺乏可以量化的认定标准，实践中对性质、重要程度、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这些概念的主观认识、评价标准和方法不一，评价判断更多依赖于司法裁判者的内心确信，赋予了裁判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长此以往，信访的任何正面意义都要经过重新的审视。

信访政策转向的背后是国家治理者对于社会问题的新认识。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第49-56页。

法律规范主义认为上述打横幅一类试图引起围观的行为是一种表达性的言论，或者是公民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内容。10 张龙、彭刚:《寻滋、扰序案件的刑事政策》,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